尽管近几年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在城市扩张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在涉及深层次的户籍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6》正式出版。这是国家发改委第二次正式发布中国城镇化发展年度进展的官方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负责同志介绍，2016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键性政策，包括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总体方案，以及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土地、住房等配套政策。数据显示，2016年进城落户约160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1.2%，分别比去年提高1.25、1.3个百分点。

近三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累计提高了5.5个、3.62个百分点。

不过，该负责同志也坦陈，目前“只是解决了一部分人的落户问题，实际落户进程不及社会预期。”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国务院有关文件已经明确，推动非户籍人口落户的责任主体在地方。但目前有些地方过多考虑落户后增加的短期成本，而忽略敞开户籍大门带来的人口红利和远期收益。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竞争，这个人力资本既包括高端人才，也包括普通白领和蓝领阶层。

其次，虽然去年有关部门出台了人地挂钩、人钱挂钩配套政策，但政策完全落地、真正发挥激励作用还有一个过程。“据我们掌握情况，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只有16个省份出台了省级财政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4个省份出台了‘人地挂钩’实施办法，由于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没有建立，地方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该负责人说。

第三，近年来，随着农村各种条件逐步改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越来越小，一部分农民工不太愿意再进城落户了，最主要原因是农民不舍得附加在农村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今后需要探索一种机制，让这种权利有变现或自愿有偿退出的渠道和制度安排。”

从城市结构上来看，农民进城落户不及预期的一大原因在于，目前放开农民进城落户的主要是中小城市，而一二线大城市仍有较多限制，但目前人口仍在加速往大城市走，中小城市则往往缺乏足够大的吸引力。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目前的户籍政策改革与农民进城的方向产生了悖离、不合拍，目前超大城市采取的是严控的政策，二线大城市有序放开，中小城市直接落户。但农民是否愿意落户，关键还是看户籍背后的含金量与农村土地权益之间的落差。

彭澎说，一二线大城市教育医疗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外来人口愿意落户，但中小城市户籍对农民来说吸引力不大。很多人即便在县城、地级市买了房子住，也不愿意落户。尤其是一些地方县域经济、乡镇经济发达，一些近郊农民，土地越来越值钱，他们更不愿意落户城市。“所以我们不要过度强调数据上的城镇化，而是要更重他们获得的实际收益。”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认为，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往往由行政等级决定，大城市集中了最好的教育、交通、医疗、文化等资源，相应的产业也比较发达，对周围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因此，尽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提出要严格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发展中小城市，但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因此，如果不做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更多公共资源、产业向中小城市倾斜，而只是限制大城市的用地、人口规模，那么未来人们仍然会往大城市走。彭澎说，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好产城融合，也就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在城市化的同时，产业也要发展起来。